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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史最新章节-23-79小说网_小说下载手机阅读天津快乐十分: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④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天津快乐十分走势图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①。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①“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首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②。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发生兵变。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②。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③,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①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①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②。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③。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首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④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说他是“唯贿是闻”⑤。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记忆,某种意义上是个人履历的重新书写。尽管费正清一再申明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不是个人传记,但这本回忆录还是具有鲜明的自传意味。作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生活与研究,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比如,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大陆?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他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语言是琐碎的日记式的,内容却几乎是一部现代中国史。难怪,在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基辛格曾透露,他曾当面请教了费正清,而费正清的观点与建议,也被他视为“改变了历史”。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④,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⑤,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① 《明穆宗实录》卷五○。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特朗普版的“公平贸易”政策实际上就是欧盟“公平贸易”政策“更具进攻性”的新版,两者的政策理念和目标指向是一致的打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用国际规则来约束其竞争力,从而确保自身的竞争优势。因为欧洲和美国本身就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国,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要少很多,要扩大本国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短期内潜力有限,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所以,在贸易政策上,美欧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①,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②。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①。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①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发,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之‘乱’。明神宗被迫令军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西征、东征、南征,历时十余年,丧师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以及当选总统后一系列针对北约及欧盟的不友好言辞,引发了跨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关系。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访欧洲,出席北约峰会和七国首脑峰会,期间在防务、贸易、气候等议题上对欧洲频频发难,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那个完全可以信赖其他伙伴的时代已经部分地成为过去,我们欧洲人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欧美同盟的稳固性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质疑,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分析欧美同盟稳固与否,不能仅从“挑衅性”的言辞出发,更要看“争吵”是否动摇了双方的战略共识和合作机制。本文认为,特朗普在言辞上对欧洲的“敲打”,实际上是在延续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启动的欧美关系“再平衡”。当前欧美“冲突”的实质是双方在防务、贸易、气候等诸多领域重新调整相互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而非“分裂”。“再平衡”后的欧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稳固, “大西方”会在其共同推动下进一步形成,这对中国是一个真实的挑战。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②,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③,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势力的攻击和***。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②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①,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士人,实行文化***。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②,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① 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②。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③。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①。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②。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③,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第三节自毁改革成果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①。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②。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③。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④。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⑤。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⑥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①。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①。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作为“哈佛学派”的开创者,几十年间费正清培养了1000多名年轻的中国学研究者,其中100多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目前他的学生分散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而他本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受拉铁摩尔、蒋廷黻、邓嗣禹三位学者的影响最大。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预见性和判断力,甚至超过了中国人——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向来都是人。费正清曾五度(1932年~1936年、1942 年~1943 年、1945年~1946 年、1972年、1979年)来华,亲历中国的巨变,并因此结识宋美龄、孔祥熙、周恩来、、梁思成、林徽因等上百位政界、学界重要人物。在“战时首都”重庆,他与当地左翼人士交往密切,感到沉闷的山城中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建议“美国应该尽快与中共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的思想影响了《时代》的作者傅高义。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过去对欧洲的这种“放弃安全承诺的威胁”,并没有实质性地损害欧美军事同盟关系,这主要源于双方安全利益的高度融合,“特朗普冲击”未必就能改变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对于美国要求的防务“再平衡”,也是认同的。因为欧洲人也很清楚,美国对北约防务开支的贡献比例长期地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不可持续,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让欧洲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存在,意识到了加强美欧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2014年举行的威尔士北约峰会上,欧洲国家第一次承诺将遵守军费开支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保证军费中装备和研发开支不低于20%的义务。威尔士峰会标志着欧洲国家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搭便车”的策略,形成了重整军备的战略共识。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②,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①,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②。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③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②。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①。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②。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③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①第二十七章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终结是影响力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斗争、争论和挑战是影响力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其影响力位居第一。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在1800年之前的2300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提高了50%,而工业革命第一次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在几乎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数以十几亿计的民众,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所以萨默斯认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所谓“管理大国的崛起”则是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以约束和管控中国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

  但费正清绝不满足于“讲完自己的经历即可”的回忆录写法,他的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部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剪影。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费正清在此期间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他在抗战岁月来到中国,广泛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基本判断。他甚至一度向美国高层建言,要重视留学英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物质资助,帮助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在抗战的炮声中,这种呼吁显然没有受到重视。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②。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③。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①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欧盟在2016年6月发布的《全球战略》文件中,一改之前对自身“软实力”的自信和推崇,认为在当前充满对抗性的世界中要提升“硬实力”,就需要增加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可信度,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战略》文件中,欧盟再次确认了威尔士北约峰会的共识,要求各成员国将足够的经费投入到防务中,并且认为更可信的欧洲防务是与美国建立健康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基本前提。与美国更加平衡地分担防务负担,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共识。作为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在2016年7月发布的《2016年安全政策与联邦国防军未来白皮书》中也表示,在北约框架内,欧洲承担共同防务中的比例越大,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就会越紧密越有成效。可以看出,由于地缘安全形势的恶化,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欧洲已经决定要更多地分担美国的防务支出,并且要进一步加强跨大西洋的军事同盟。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纵观历史,战争永远存在,它是人类的终极耻辱,也是最暴力最具破坏性的大规模冲动的表现,而改编自二战真实历史的《血战钢锯岭》却并未试图从极端压抑的角度诠释战争。作为一名不愿碰触的医务兵,在太平洋战役伤亡最重的战场得以生还已是奇迹,还凭借一己之力勇救75名战友,如果不是影片取自真实事件的开篇和真实影像的结尾,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会对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付之一笑。然而真相往往比艺术作品更加难以置信,战争也远比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更加残酷,真人真事背景的加持,使得影片更加震慑人心。正像德克萨斯牧师理事会主席所说:每个人都需要看这部影片,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曾参军,而其中更小一部分人曾参战。如果想知道为获得如今自由生活的代价,这部电影就会给大家一些启示,让人知道这其中的牺牲。诸多观众也从中感受到和平的可贵,呼吁“反战和世界和平并不是玩笑,也许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懂得珍惜”,“和平年代的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残酷,愿世界和平”。

  人⑦。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譬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费正清以情报协调局驻华代表的身份第二次来华时,他看到了抗战的艰辛、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以及对整个局势的逐渐失控。他不断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政府视为盟友。他还预测及会获胜,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又提出,中共执政后将遇到人口、腐败、思想高度统一后整个民族创造力下降三个关键问题。显然,费正清有时像个“狡猾”的政客,他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而是既有学,又有术。他的行政组织能力极为出色,哈佛大学的同事们说他是个“精通企业家技巧的大师”,他知道怎么样为东亚研究中心募钱,“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另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而且,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东西的倾向。他始终坚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让欧洲的精英阶层意识到欧洲在变化的世界中是如此脆弱,如此地易于受到伤害,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欧洲不再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那么的自信,他们意识到欧洲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投向了大西方,试图通过加强跨大西洋联盟来保护自身免遭外部世界的风险,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既有地位。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美国时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高于其他一切(伙伴关系)的伙伴关系,对德国而言是不可放弃的。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欧洲这么说。”作为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领导人的这番表态典型地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心态和考量。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①。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当代世界》杂志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月刊。作为中央级外事部门主管的权威媒体,她依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央其他外事机构,荟萃众多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以海内外国际问题智库丰富的人脉和信息资源,宣介中国与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权威解读中国对外战略,深度剖析国际关系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聚焦世界热点、难点,全方位、多角度地评析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最新发展趋势和事件,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应该说,研究中国历史之外,费正清本身也参与和见证了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他与宋美龄、宋庆龄、孔祥熙、周恩来、、、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乔冠华、龚澎等上百位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有过交往,这使得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有了极为饱满的感性基础和现实情怀。现实情怀让费正清的历史研究目光精准,有的放矢;历史眼光则使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超越一时一地的现实局限,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中一项不朽的事业。这是我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之后最大的感受。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②,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③,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④,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①。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②。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发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偿失,后多废止。这次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因“三大征”耗费数多而影响皇室的高消费,不顾臣民的一再反对,硬干下去,劲头大得很。凡有关“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①。至万历三十三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约为五百余万两,被矿税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开矿、征税所得,不开矿也征银,不经商亦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都是公开掠夺而来的。因此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纷纷***、起义,时称“市***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显然更加明白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美国没有得到“足够收益份额”的自由贸易。用特朗普的话说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公平对待”。所以,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核心是所谓“公平贸易”,其具体内涵大致是“公平贸易”就是要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通过谈判或者施压的方式要求贸易伙伴更多地向美国开放市场,遵守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甚至要重新设定能够确保美国得到“足够收益份额”的国际规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之前具有“照顾”性质的对贸易伙伴单向市场开放的做法,代之以要求贸易伙伴按照对等原则双向开放,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任何国家的市场。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特朗普不惜挥动关税、制裁等大棒,为了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美国商业利益的规则,不再拘泥于多边贸易谈判,而是改为使用双边的方式。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①。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